躁动的“受托人”：美国社会的“文明”身份与帝国构建（1882—1919年）

书名：躁动的“受托人”：美国社会的“文明”身份与帝国构建（1882—1919年）
作者：刘义勇著
ISBN：978-7-5228-4188-5
出版社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2024.11
“文明”观念发源于欧洲，也常被简称作“欧洲文明”。到一战前，它大致经历了“宫廷文明”、“商业文明”、“工业文明”和“金融文明”四个阶段，各有不同特征。美国既是“欧洲文明”的接受者和传播者，也是改造者和反叛者，并在驱赶印第安人、奴隶制问题和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美国历史文化特色的“美利坚文明”身份观念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着重要转折点，“文明”话语成为美国精英集团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透镜。他们除了直接使用“文明”一词外，往往还使用诸如“欧洲文明”、“美利坚文明”、“基督文明”、“盎格鲁-撒克逊文明”、“英语文明”或“英美文明”等话语符号表达其政策主张。与常见的看法不同，这些加上了修饰语的“文明”在与大写的、线性的“文明”观念存在表面契合的同时，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后者的偏离乃至反叛，往往本质是伪装成“文明”的“文化主义”，有着浓厚的种族文化等级制和不可通约色彩，与“文明”所倡导的启蒙理性、平等、普世和跨国主义等存在较大差别。大致说来，“文化主义”是对“文明”冲击的回应，包括国内外金融垄断资本的兴起、快速工业化进程中贫富分化的加剧、城乡矛盾、外来移民的涌入、镀金时代的奢靡等，它表明不仅是弱小国家，即便是帝国主义列强也无法免除“文明”带来的问题和“威胁”，而不得不试图用“文化主义”来规训与遏制过度“文明化”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保护种族与文化的利益。“文化主义”与“文明主义”的上述内在张力塑造着这一时期美国精英集团的身份观念、对外认知以及战略。总体看来，美国的“文明”观实际上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，是“文明主义”与“文化主义”的综合，其目的除了要引领所谓“文明进程”外，更多地是还是试图实现对“文明”冲击的规训与调适，从而在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机遇与风险之中，步履谨慎地踏上了融入和“领导”世界的道路。